電影八佰的現實意義「不是八佰是四百廿真實歷史的四行孤軍比電影更震動人心」 今天小豆培訓網學歷教育小編就來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不是最輝煌的時刻，才配寫入歷史。那些最慘痛的記憶，將成為史詩萬世傳唱。
“八百孤軍血戰四行倉庫”的事跡，是中國抗戰史上最震動人心的一幕之一。從10月27日孤軍奉令留守閘北開始，到10月30日接到命令撤入租界，四天慘烈的戰斗，讓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成為了舉世矚目的焦點。
在之后長達八年的抗戰中，只要提到“孤軍精神”、“八百壯士”，就足以讓人血脈賁張，斗志昂然。它儼然成為了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愛國精神的象征。直到今天，這段英勇的歷史已經成為了一段珍貴的國家記憶。
根據這段歷史改編的電影《八佰》已于昨日（8月21日）公映，引爆票房熱潮。但本專題并沒有使用“八佰”這個熱門數字，而是使用經過歷史學者嚴謹考證出的四行孤軍真實的人數“四百二十”。
這是四百二十條鮮活的生命。即使今天的我們，與他們已經相隔83年的時光。但如果他們脫下軍裝，你會發現這些后世敬仰的英雄，與我們并無不同。他們也有暴躁的脾氣、有年輕人的躁動，他們也會背地里說長官的壞話，會因敵人逼近而恐懼得瑟瑟發抖。
但就在那四天中，他們每個人都迸發出人類身上最英勇無畏的品格。他們清楚強敵圍攻之下，再堅固的工事也難以堅持長久；他們也明知自己是孤軍奮戰，永遠不會有援軍來解救他們。當他們接受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是注定的結局。
但正是他們，在那四天里，以自己的勇敢堅毅，扛起了這個國家抗戰到底的希望和決心。盡管在今天看來，這場戰斗在整個抗戰史上，可謂微乎其微，但它的影響，卻超越了那些以千萬為計量單位的重大會戰。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它讓人相信，人類身上總有些事物是如此的神圣不可褻瀆。哪怕這褻瀆的誣妄之辭，打著“質疑”“求真”的旗號。
撰文 | 李夏恩
煙柱騰空而起，與低垂的烏云相接，連成一片厚重的煙墻，在殘垣斷壁間蜿蜒，所經之處，熾烈的火焰貪婪地吞噬著一切，將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風化作灼人的熱浪。但灰白的余燼，卻如凜冬的雪花一樣，帶著余溫，緩緩落在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寬闊的街道變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徑，小徑則被瓦礫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搖搖欲圮的建筑物不時落下碎石殘磚，絕望地為這片廢墟添磚加瓦。
楊瑞符像
一個小時前，他剛奉令前往團部接受部隊當晚轉移新陣地的命令。這條命令讓楊瑞符內心“好像失了一種寶貴的東西一樣，形容不出地苦痛著”。回到營部，他撥通給團長韓憲元的電話，訴說自己對撤退命令的不滿。他列舉自開戰以來的兩個月里，我軍成功擊退了敵人以大量炮火進行的四次總攻，他反問道：“今天，我軍雖有傷亡，可是還有許多鞏固工事和實力，難道就這樣白白地把我們的大場丟掉嗎？”
團長以“戰略上的關系”為由，拒絕了他堅守陣地的請求。楊瑞符只得無奈答道：“好吧！”
但一個小時后，他冒著槍林彈雨再次前往團部，看到的卻是一副緊張而奇怪的場面：“我見到團長敬禮畢，兩目注視團長很久，可是團長一言不發，觀其神色，私有欲言而難言的苦衷”。二十分鐘后，團附謝晉元從師部回來，同樣神情緊張地將一張小紙條交到他的手中——謎底終于揭曉，紙條上寫的是88師師長孫元良下令524團第一營死守閘北的命令。
對楊瑞符和524團的軍官來說，這道命令突如其來。但它卻并非臨時起意，而是一番思慮權衡后得出的結果。10月26日上午，第88師師部接到了戰區副司令官顧祝同的來電。顧在電話中征詢師長孫元良的意見，有意將88師留置在閘北地區，分散據守，相機展開游擊戰。孫元良卻認為此舉是在無意義地浪費兵力。他深知88師早非戰前精良的德械師，而是由保安隊和新兵拼湊起來的隊伍。在他的備受非議的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中，他寫道自己當時直截了當拒絕了顧祝同的征詢：
“我不同意。為什么呢？如果我們死一人，敵人也死一人，甚至我們死十人，敵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閘北，死守上海。最可慮的是，我們孤立在這里，于激戰之后，干部傷亡了，聯絡隔絕了，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態下，被敵軍任意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第八十八師的士氣固然很高，并且表現了堅守閘北兩個多月的戰績，但我們也經過了五次的補充啊！新兵雖然一樣忠勇愛國，但訓練時間較短，缺乏各自為戰的技能——這是實際情況，所以我不能同意。”
如果孫元良的回憶可靠，他的反對確實無可辯駁。將一群缺乏訓練的新兵拆散送上裝備精良的敵軍盤踞的陣地，無異于集體送死。他特意派出參謀長張柏亭面見顧祝同進行詳細的說明。前往司令部的路上，張柏亭看到三五成群從大場陣地潰散的傷兵正在倉皇逃散，敵機不斷在空中盤旋掃射。在經過了反復的停車躲避后，張柏亭終于抵達司令部。他首先向顧祝同報告了沿途所見的潰散情形，打算以此觸動顧祝同改變讓88師留守閘北的想法。但顧祝同卻告訴他，這并非他個人意見，而是來自最高指揮官委員長蔣介石的指示。顧祝同解釋說，國際聯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蔣介石有意讓88師留守繼續作戰：
“寸土必爭，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并相機游擊，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
張柏亭在多年后對他與顧祝同這場談話的回憶，很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認定留守閘北作戰的88師將士浴血奮戰的目的，不過是一場用來取悅西方列強，博取“友邦同情”的“表演戰”，并且進一步得出結論，認定軍方高層就是犧牲將士血肉媚外求和。
畢竟，“國際聯盟”以軟弱無能著稱于世，這種無能還有眾多先例，兩年前，當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時，盡管國聯做出制裁決定，但根本未能踐行。更早的四年前，當國聯委派的李頓調查團赴東北對日本炮制的偽滿洲國進行調查，盡管調查后做出了譴責日本的聲明，但日本的反應是直接退出國聯。
如今，自盧溝橋事變后，日本已侵占華北，上海及蘇嘉地區也岌岌可危。國聯除了開會和發表一些看似不疼不癢的聲明外，似乎更是一無是處。盧溝橋事變爆發后，7月14日，駐英大使郭泰祺奉命向英國政府提出向國聯申訴的問題，但遭到英法兩國的共同婉拒。直到淞滬會戰爆發初期，外交家顧維鈞奔走游說，但各國首腦仍然只是口頭聲稱同情中國抗戰事業，但“誰也不能單獨地采取任何行動”。
然而，淞滬會戰爆發一個月后，9月13日開幕的國聯第十八屆大會，卻宣布將中國申訴納入大會議程。顧維鈞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在會上發言要求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16日，大會決定將中國的申訴提交遠東顧問委員會進行調查。28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譴責日本飛機濫炸無辜。
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對中國表示道義上的支持，并建議國聯各成員國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削弱中國抵抗力量和增加它在當前這場沖突中困難的行動。建議各成員國應考慮通過何種途徑分別給中國的援助。”并建議盡速召開會議進行進一步探討。同一天，美國正式宣布日本為侵略國，破壞了《九國公約》和《洛迦諾非戰公約》。
為何國際社會的態度會發生如此轉變？答案就在淞滬會戰的爆發。
棋子
通往四行倉庫的國際抉擇
“我感到沒臉見人，中國將成為笑柄。”
顧維鈞感到孤立無援。7月29日，在得知北平陷落的消息后，這位一向巧舌如簧的外交家在各國政要面前處處碰壁。法國駐英大使科爾賓對他的拜訪冷面以對，英國首相艾登在下院的報告宣稱日本有權在華北任何地點駐軍，而當前的危機并非日本人挑起的。美國大使蒲立德對中國表面予以同情卻虛與委蛇。美國的態度，直到淞滬會戰的兩天前，還是“小心翼翼，緘口不言”。
現代戰爭最令人無奈的一點是，就是只有鏡頭下的戰爭才是真正的戰爭。對國際社會來說，中國縱然領土遼闊，但它的國家形象卻濃縮在北平、上海這樣的國際都會中。只有在那里發生戰爭，才足以引起國際社會的矚目。但七月爆發的平津戰役，中國軍隊的倉皇落敗讓國際社會認為，中國作為失敗的命運已經無可避免，沒有人會冒險把賭注押在注定失敗的一方。
但戰事在上海的爆發，讓世界看到了一個屢挫屢戰、百折不撓的中國形象，盡管付出的代價巨大，但中國軍人卻寸土必爭，視死如歸。這種頑強的信念和九月幾場及時的勝利，給了國際社會以信心，讓他們相信中國有最終獲勝的潛能。國際勢利的天平也逐漸偏向正義的一方。
謝晉元像
但有一點毫無疑問，在全軍撤退的情況下，唯一留守堅據的他們，是援軍永遠不會出現的孤軍。孤軍對戰強敵，最可能的命運就是全軍覆沒。接到命令的那一刻，死亡就已經把鐮刀橫在了每一名士兵的脖頸前，隨時等待收割他們的性命。
這一點他們的內心必然洞若觀火——他們很清楚自己即將面對的是什么。當團長韓憲元將命令交到楊瑞符手里時，他表示非常難過，他深知這是道送死的命令。但楊瑞符卻表現得很激昂：“請團長放心，我誓以最后一滴血，為中華民族爭人格。”話未完，團長迅速地走過來握住他的手說：“好！你在這地和敵人作最后一拼吧！”
沒有抱怨、沒有憤怒、沒有懊喪，只是平靜，甚至興奮地接受了這一孤立無援的赴死重任。當中國民眾真誠希望的目光，傾注到他們同樣真誠赴死的身體里時，他們便不再是棋子，不再是傀儡，也不是工具，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有著獨立意識的鮮活的人。這固然是對命令的服從，但也是出于個人意志的抉擇。當謝晉元對士兵們喊道：
“誰愿意死守的舉手。”
張秋明看到許多同志都熱烈地舉起手來，“我也把手舉得高高的”。
1937年10月27日零時二十分，這四百二十名士兵，將走向那個注定會將歷史澆筑成神話的宿命之地——四行倉庫。
死守
“八百壯士”的誕生
火蛇狂舞，扭動著灼熱的身體，氣焰洶洶地包圍著這些年輕的中國士兵。濃煙裹著劈啪作響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機突襲。10月27日上午7點，占領了幾乎全部閘北的日軍，開始有目的地四下縱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長的煙墻拔地而起。數千條火蛇在風的助勢下四處游走，尋找著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們當然也相中了這些年輕的軀體，尤其是在槍彈的伴奏下，顯得更為咄咄逼人。
這是張秋明在這場戰斗中與死亡的首次零距離接觸。他和幾名同袍正在外圍執行掩護任務，負責掩護所有的士兵都趕到四行倉庫。但卻遭遇了突如其來的烈焰攻勢。“我們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間，眼見得立刻要死了”。
就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之中，張秋明和他的同袍們決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運，死里求生。而生機竟然藏在與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藝人的出身讓他意識到，越是易燃的場所就越會安放滅火設施。“我在火燒得最旺的木行里尋出七八架滅火機，自己背了兩架，一路澆過去。”
在滅火自救的一片忙亂中，張秋明和他的同袍們終于等來了這道遲到的命令——本應負責傳令的傳令兵已經受傷掛彩——連長不得不親自傳達命令，讓他們這些負責外圍掩護的士兵們退到四行倉庫去。
蘇州河畔的四行倉庫
四行倉庫自1935年落成以來，就是上海最堅固的鋼筋水泥建筑之一。長久以來，它被誤認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的設計，但事實上，這座簡潔龐大的倉庫出自蘇格蘭通和洋行之手。作為四大銀行的倉庫，在設計興建時，它就完全考慮了堅固和實用兩大特點。占地超過20000平方米，內部空間巨大，共有五層，是方圓0.53英畝內最高的建筑之一。雖然它當初的選址完全是出于商業、交通和地價三大考慮，而特意選在了上海交通樞紐北站附近，蘇州河畔，與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橋之遙。但卻陰錯陽差地在戰時成為占盡地利的防御工事。負責修筑工事的楊瑞符看到這座倉庫頗感興奮：
“這座倉庫，真是一個‘天然堡壘’，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封閉了，南墻邊的麻包，推擠了五公尺厚，北邊各門口，筑有十幾公尺厚，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并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第四層，第五層工事昨天已經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占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有辦法。”
楊瑞符沒有提到的一點是，這座“天然堡壘”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還毗鄰一個巨大的易燃危險品：大英自來火房巨大的煤氣儲存槽。如果日軍對四行倉庫貿然進行炮擊，萬一誤中煤氣儲存槽引起爆炸，勢必會震動河對岸的公共租界，引來西方列強的國際交涉。即使出于投鼠忌器的考慮，日軍在進攻四行倉庫時也不得不畏首畏尾，不敢輕舉妄動。這種以綁架公共租界為擋箭牌的措施，雖然看似狡黠，但卻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衛倉庫的孤軍不至擔心重炮攻擊。臨近租界的位置，也讓日本戰機不敢輕易投彈，以免誤中河對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氣儲存槽。
正在吃光餅的中國士兵
為四行孤軍捐獻物資的場景，可能是戰爭中最富有激情的景象之一。它充分體現出了民眾對抗戰的熱忱絕非幾句振臂高呼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地盡己所能。從琴歌和他的同志們開設后方辦事處開始，辦公室里的電話鈴便絡繹不絕，“各式各樣的人一群一群地涌進來，各界的慰問品直接間接好像挑山倒海的滾滾而來，我簡直會想到將要開一家規模頂大的百貨公司。”品種琳瑯滿目到駭人的地步，“飲料有啤酒、汽水、鮮橘汁、可口可樂，食品有光餅、面包、餅干、饅頭、蛋糕、咖啡、糖、油燜筍、什錦菜、菠蘿蜜、水果、雞蛋、牛奶、鹽、糖……”，甚至還包括在當時價格不菲的魚肝油和白木耳。
捐助者也覆蓋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從商賈大戶到販夫走卒。有赤貧的老式店家的學徒，新式商店的店員，許多可愛的兒童與小姐，有闊人用銀行存款成批地購買，也有工人用自己的血汗錢買來。在捐助者中，甚至包括難民收容所里的全體難民，他們發起了絕食一天的運動，將省下的糧食錢款捐贈給孤軍們。
著名版畫家胡一川于1938年作版畫《八百壯士》
“大家有三天沒有睡覺，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實，但是我們不拼命的將工事完成，敵寇就會馬上要我們的命，試問大家要睡覺還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見不服從命令而睡覺的人，我絕對地嚴加懲罰。”
疲勞正在蔓延，消耗著孤軍們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點，當楊瑞符到各連視察加固工事進程時，發現有的士兵已經疲憊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發出嚴厲警告，強迫他們起來繼續工作。但不久之后，楊瑞符就發現，這些疲憊已極的士兵已經學會了陽奉陰違，他們建立了攻守聯盟，一個偷睡，一個放哨，看到營長過來便趕緊將對方弄醒。而一些士兵，甚至在楊瑞符過來督工時，仍然坐著不動，用嬉笑的姿態對他說：“營長啊！我們剛才休息，實在沒有睡覺。”
沒人知道孤軍獨守的日子會維持多久。他們只能努力抓緊每一秒時間。通過外面送來的報紙，他們已經知道自己在這里的堅守，成為了整個上海乃至全世界矚目的焦點。他們身上肩負的不僅是守住整個倉庫，還有全國民眾抗戰到底的信念和決心。
但他們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國際社會樹立的光輝形象，已經讓日軍顏面盡失。如果說開始的兩天，四行倉庫不過是日軍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現在，經過輿論媒體的反復渲染，這座廢墟上旗幟飛揚的孤獨堡壘，儼然成為日軍心頭的一根倒刺。他們無法容忍這樣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兩點，日軍發動第一波總攻，密集的槍炮砸向倉庫，但卻被堅固的外墻擋在外面。一位頑皮的士兵，用長竹竿將自己的鋼盔挑到窗外，作出窺探的樣子，竟引得敵軍以機槍集中射擊。成為了孤軍疲累交加的戰斗中開懷大笑的一刻。敵人的槍炮聲徹夜未絕。但楊瑞符發現一些極度疲憊的士兵，竟然將兇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時間終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讓垃圾橋上駐守的英軍士兵也不得不撤退。這天，日軍終于使用平射炮向墻壁開火，并且轟開了幾個洞眼。但這些洞眼在楊瑞符看來，可謂“感謝極了”。他立刻讓士兵在洞口架設機關槍，對敵軍聚集之處進行掃射。但這種樂觀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深夜11時許，日軍開始用重迫擊炮和平射炮對倉庫進行猛轟。“最激烈時，每秒鐘發炮一響。轟轟之聲，震破了長夜的沉寂。”就在交戰最激烈的時刻，突然，他們得到了來自軍事最高統帥直接下達的撤退命令。
此時是深夜12點。突如其來的撤退令就像當初的留守令一樣，讓楊瑞符和謝晉元莫可名狀。但他們只能盡快服從命令從倉庫撤出。盡管連日來閱讀報章讓這些孤軍將士們知道，自己留守倉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無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進而博得國際社會的同情，以抵消連日來戰略潰敗造成的不良影響。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目的達成得如此之快。全球享有盛譽的倫敦《泰晤士報》，在10月29日發表社論，一改之前故作客觀甚至揶揄中國的口吻，贊頌道：
“中國軍人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雖中國軍人大部分現猶訓練未充足，武裝未齊備，并因無力置備雨衣，猶攜傘與俱，然扼守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周之陣地，竟至十周之久，而其退卻也，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轟炸之下。吾人于此，將見上海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影響，不獨今日如是，即在將來亦然。”
在之后召開的九國公約國際會議上，中國的頑強抵抗，受到了與會各國的認可和同情。一如顧維鈞在對戰局和國際關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戰斗給了全世界一種印象，中國是有力量回擊的：
“這件事不僅引起了布魯塞爾國際會議的與會各國重視，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視。西方確信中國的潛力到底還是很大的。”
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在九國公約國際會議上為中國據理力爭，獲得各國對中國抗戰事業的支持。
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扭轉了之前對中國不團結和斗志差的偏見，這些西方國家相信，“如果從物資上給予適當的幫助，中國可望依靠自己進行戰斗。于是，出現了向中國提供軍需供應的新的可能性”。
與日本沒有直接利害沖突的歐洲國家，首先向中國提供急需的軍備物資。比利時火速出售大批79步槍與輕機槍，全部現貨交運；奧地利出售一批迫擊炮；丹麥政府則放行丹麥步槍集團公司的軍火大訂單，包括320門麥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麥德森機槍，以及一個麥德森機槍廠的全套機臺設備。捷克總統貝納斯親自指示將中國渴求已久的捷克輕機槍的圖紙，無償贈送給中國。法國在不久后，也開放了印度支那作為軍資用品運抵中國的交通線。
國際社會的天平雖然勢利，但這一次終于選擇偏向正義的一方。盡管令人悲哀的是，充當砝碼的，是像四平孤軍一樣成千上萬普通中國士兵舍命奮戰流淌的鮮血。
這些鮮血，從戰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聰明的人認定是平白浪費。在諸多對四平倉庫血戰貶斥的觀點中，有一個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對不諳史料的讀者視聽。根據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整理的戰報《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的記載，四行倉庫之戰以日軍占領倉庫，大獲全勝告終，在整場戰斗中，日軍的損失僅有“重傷三人、輕傷二十四人、微傷十四人，總計四十二人”（原文如此，按這三項數字相加應為四十一人）的輕微損失。戰后，由日本學者編纂的權威戰史著作《戰史叢書》第72卷引用了這一數據。另一份同樣由海軍編纂的《支那事變盡忠録》卷三中，則提到這場戰斗僅有一名死者，是一名叫田中士陸的海軍特務少尉，重傷而死。
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整理的戰報《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中“閘北進擊戰”中登記戰果的一頁。寫明中方留下100具尸體，而日軍總計傷42人。在這份報告的前一頁寫著中方軍隊人數為800名。
如果認定日軍戰報中的數字真實無誤，那么只能遺憾地得出結論。中方的數據，尤其是孤軍將士提供的報告是完全不正確的。10月27日，謝晉元在給孫元良的報告中寫道：
“廿七日敵攻擊結果，據瞭望哨報告，斃敵在八十名以上。廿八日晨六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一名”。
楊瑞符的日記也同樣證實了謝晉元的說法。但僅此一天中方報告的數字，就超過日軍戰報的統計數字。
那么究竟誰在撒謊呢？戰爭時期，為了起到宣傳作用，雙方在整理戰報時，都有可能摻雜水分，夸大對方的傷亡，減少己方的損失。謝晉元呈遞的報告自然不能無夸大之處，但日軍的報告中僅死亡一人同樣經不起推敲，在當時從旁觀戰的外國記者就目擊到至少有兩名日軍士兵斃命。而且，就在《支那事變上海戰跡案內骨子》這份戰報中，日軍宣稱，他們發現了一百多具中國士兵尸體。而這一點，在戰斗結束三天后，謝晉元接受外報記者采訪時就指出它的不實之處：
“據日方宣傳，謂在日兵入內時，搜查堆棧房屋內，有我士兵尸體百余具，是否確實。據答，敵方宣傳，完全不確，四行堆棧內，除有若干沙袋外，并無如許尸體，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難外，余者入醫院治療中，而敵方被我孤軍擊斃者，確有一百名以上，因敵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謠，絕不可信。”
但誠如謝晉元在采訪中坦誠的那樣，許多孤軍士兵在撤退時犧牲。日軍用密集炮火阻住孤軍退路。大開探照燈追蹤企圖撤入租界的孤軍士兵，進行掃射。這是一場殘忍的單方面屠殺。盡管駐守租界的英軍想要為這些他們敬佩多日的中國英雄們提供幫助，但交織的子彈阻擋了他們救人的腳步。他們只能等待這些撤離的孤軍足夠幸運，通過密集的火力封鎖抵達英軍防線。
楊瑞符在即將抵達防線時被擊穿左腿。數日以來指揮戰斗的緊張神經，讓他直到發現手上沾滿了鮮血，才意識到大腿被子彈洞穿，劇痛倒地。張秋明因為戰友被火熏倒，決定替代他的任務，每隔十分鐘丟一顆炸彈，作為戰友撤退的火力掩護。但就在他準備跳出沙袋掩體時，一顆子彈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彈從手中滑落。盡管他機警地從沙袋上滾下去，但炸彈還是爆炸了。
“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經像毛巾似的可以絞過來，肉和血都混糊了，軟綿綿的一團”。看著同袍已經撤離殆盡，他支撐著走了幾步，終于倒了下來。一個外國人以為他已經死了，于是過來想取走他的槍：
“我的槍是挎著胸背的——槍就是我的性命，即使我真的死了，也要背著他。”
他被連槍帶人拖了過去，外國人發現這個血肉模糊的孤軍戰士居然還有呼吸，于是把他送進醫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傷感染讓他“好幾次到了太平間又出來”。但張秋明還是努力活了下來，并且學會了畫畫：
“我殘廢了，沒有關系，再去作戰，還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經驗講給小弟弟小妹妹聽。左臂沒有了，還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現在正在研究無線電報、肥皂和圖畫，萬一不能生活的時候，就靠它們過活。”
戰爭的磨煉告一段落，而對這些孤軍戰士來說，生存的磨煉才剛剛開始。
用僅存右臂學習畫畫的張秋明
本文特別感謝霍安治、諶旭彬、吳京昴在史料和論述上提供的大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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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本文使用資料的說明
下面所開列的一些資料為撰寫本文時所使用的個人采訪、自述和回憶錄（不包括相關論著），謹開列于下，供對這一問題感興趣者做進一步研究。
時間較近的采訪與自述：
謝晉元：《閘北孤軍指揮官長訪問記》，1937年11月2日，《閘北的血史》
楊瑞符：《閘北孤軍退出記》，1937年11月1日，《大公報》（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3版。與《孤軍奮斗始末記》（《閘北孤軍記》）內容幾乎相同
楊瑞符：《楊營長訪問記》，1937年11月，《八百孤軍》
楊瑞符：《楊營官佐的自述》，1937年11月，《八百孤軍》
楊瑞符：《孤軍奮斗四日記》，1939年6月，《八一三淞滬抗戰》 ，另《孤軍血戰四日記》（《大俠魂》1939年分四期刊載），內容一致
張秋明：《孤軍張秋明訪問記》，1938年，《上海婦女》
老兵回憶
胡雍伯：《四行倉庫堅守戰》，《岳陽縣文史資料》 第1輯
樊城：《參加淞滬戰役四行倉庫戰斗的回憶》，《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萬連卿：《參加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回憶》，《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萬連卿：《八百壯士報國記》，《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盧逢勝：《我們退出四行倉庫以后》，《通城文史資料》， 第4輯
章渭源：《跟隨謝晉元團附浴血四行倉庫的回憶》，《蕉嶺文史 》，第8輯
章渭源：《忠肝烈膽昭日月——憶孤軍營中的謝晉元》，《蕉嶺文史》， 第14輯
焦友三：《憶守衛四行倉庫的前前后后》，《通山文史》， 第1輯
陳德松：《從堅守四行倉庫到遠征緬甸——八百壯士一位幸存者的自述》，《皖東文史》，第1輯
田際鈿：《八百壯士——幸存者的自述》，《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田有收：《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四行倉庫保衛戰一老兵的回憶》，《蒲圻文史》，第4輯
張明秋、張青軒、李錦堂、周俊明、余長壽、曹明忠口述，戴廣德整理：《上海四行孤軍抗戰紀事》，《南明文史資料選輯》 第4輯
楊根奎：《我也參加了四行倉庫保衛戰》，《最后的川軍：老兵口述實錄》（疑偽，見毛劍杰考證文章《尋找最后的八佰壯士楊根奎：我們沉默了十年的真相》）
楊養正口述，朱春先整理：《楊養正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堅守四天午夜，左眼被炸瞎》，《尋找最后的抗戰老兵》
楊養正：《四行孤軍，八百壯士》，《最后的川軍：老兵口述實錄》
見證者：
凌維誠：《今日縱死，而男之英靈必流芳千古——回憶我的丈夫謝晉元》，《蕉嶺文史》，第1輯
凌維誠：《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暨八百壯士》，《通城文史資料》， 第1輯
凌維誠：《懷念抗日英雄謝晉元》，《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鄭俠飛：《八百壯士對敵戰斗之我見》，《通城文史資料》，第1輯
鄭俠飛：《謝晉元團長與八百壯士》，《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陳臨莊：《四行孤軍壯士行——我的所聞與所見》，《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卷
楊慧敏：《八百壯士與我》
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
關于資料使用的說明：
首先，一般認為，史料記述離事件發生時間越近，就越可信；越遠，記述就會遭到遺忘或是扭曲污染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但這一觀點并非完全放諸皆準。有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當時因為檔案尚未公開，或是重要關系人尚在人世，反而難以做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只有等到這一頁徹底翻篇，檔案文獻公開，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浮出水面。但就孤軍四行血戰這一歷史事件而言，由于這場戰斗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為提振西方各國對中國信心，以及鼓舞民眾抗戰到底的信念。因此，在當時確實難免出現一些對戰況、戰果的夸張和虛構，以配合宣傳需要。但另一方面，作為個人經歷，在很大程度上仍會遵循“越近越真實，越遠越模糊”的一般原則。從這一角度講，只要不是明顯夸張不合實際的內容，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質疑點，那么本文在史料選取時，仍然盡量采用時間更早的記述作為主要材料，而將時代更晚的回憶錄作為補充材料使用。
其次，若不同記述者因立場、政見、私怨等原因互相對立，而在各自的記述中對對方進行詆毀和侮辱。如果這些帶有詆毀侮辱的史料，找不到第三方中立者的證據加以證明，一般不加以采信。個人記述中，對本人帶有美化、回護之辭的史料，但由于本人是重要親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