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入塵煙為何它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國產電影 今天小豆培訓網學歷教育小編就來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農村題材導致《隱入塵煙》在叫好的同時是意料之中的不叫座，上映10天票房終于突破600萬。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觀看時，你因為共情，而時時感覺到真實的痛感和虛弱：丈夫的靜脈血從抽血管中不斷游出、夫婦倆從一間破敗但尚有生機的危房里被趕到另一間危房、大雨來了要把烈日下辛辛苦苦堆好的磚石沖毀……影片的調度和演員的表演非常巧妙，能讓觀眾代入與己處境完全不同的兩人。平房原本只是一間不起眼的農村自建房，但仰賴慢電影（slow cinema）的力量，當你在長鏡頭里見證了一個寄托了愛、希望和汗水的家被一磚一瓦地建立起來，在其被挖掘機冰冷地摧毀時，就完全有一種切膚之痛。
這些過于真切的生理痛楚，會讓人想到羅蘭·巴特筆下，卓別林飾演的無產者。卓別林并不扮演能言善辯、主張明確的底層反抗者。因為對于陷于貧困泥沼的人來說，具象化的饑餓已經耗盡所有能量：
“在卓別林眼中，無產者依舊是饑餓者。他對饑餓的呈現和表達總是令人驚心動魄。巨大尺寸的三明治、牛奶河，幾乎沒有咬過就隨便丟棄的水果……深陷饑餓的困境，所以卓別林飾演的男子從未有過政治意識。罷工對他來說是一場災難，因為這讓確實餓得頭昏眼花的人害怕。”
因此《隱入塵煙》的高口碑加低票房毫無懸念。在任何一個檔期，苦澀的況味都不可能是票房的寵兒。不必扯上回避苦難、娛樂至死也很好理解，《隱入塵煙》整個宣傳期唯一一個出圈的話題，是海清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在農村上旱廁時手機掉坑里的短視頻。而看了這個短視頻哈哈大笑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海清是在為哪一部電影做宣傳，而認為這只是“你是我的神”的續篇。
其實，說中國院線電影拒斥貧窮和苦難也不準確。在近幾年，聚焦弱勢平民的影片并不鮮見。我們能看到偏向現實主義的《一江春水》《南方車站的聚會》，其主角都在社會地位或地理位置上處于邊緣。同時受到“小人物主旋律”的大趨勢影響，《我和我的家鄉》這樣的當代獻禮片，也把目標投向山區、農村和都市里的外賣員。社會邊緣人的角色更穿行在更早幾年的第六代電影里，從盲人推拿從業者（《推拿》）、下崗工人（《地久天長》），到小鎮青年（《站臺》《任逍遙》）、外來務工人員（《世界》《天注定》）。如賈樟柯所說：“貧窮不是一種奇觀，而是一種通感。”在這些來自各行各業、天南海北的角色的故事里，階層分異是每個房間里的大象。
電影《推拿》劇照。
但《隱入塵煙》在這些電影之間仍然是特別的。特別點在于，當以前述影片為代表的千禧年后的中國電影，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城市化進程中城鎮的撕裂與彷徨時，《隱入塵煙》中的貧困仍和鄉村緊緊相連。這里的鄉村概念，又以土地為核心，就如電影開頭那片望不到盡頭的漫漫黃沙。
有趣的是，當我們把《隱入塵煙》的土地展示和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作對比時，會發現美學上的近似，但同時觀察到迥異的內核：陳凱歌先聲奪人的《黃土地》和多年后張藝謀的《一秒鐘》里，都能看見西北的荒原。第五代電影的黃土地就是這般闊遠而奇偉地成為了“國家的寓言”（national allegory）。土地是歷史沉默的見證者，吞噬淚水、膠片、創傷和回憶。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很難確保《隱入塵煙》中庶民之聲的主體性與本真性。盡管導演李睿珺就來自農村、拍攝著自己故鄉的故事，但當他重返故土、成為導演和知識分子，我們也應對他的“再現”（representation）保持審視，即使這種再現是本能善意的。就如斯皮瓦克所點明的：“反抗形式的民眾被知識分子建構成一個統一的大寫的主體的時候，知識分子本身可能共謀將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陰影，就此而言，底層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實際上，影片高飽和度的色調、明顯經過設計的構圖與光影效果，乃至海清這個大眾專業演員闖入鄉村實景時提供的陌生化效果，也確實讓《隱入塵煙》更像是精心規劃的劇情片（有的段落甚至是宣傳片），而不是更貼近真實、模糊了因果關系的生活切片。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但總體而言，《隱入塵煙》對于弱勢群體的表現，還是真誠、并帶著尊重與克制的。這份尊重不僅在于影片對于苦難的展示，更在于對于生活情趣的展示。影片在勞動之外的另一條線，是愛情——如果你選擇這么定義馬有鐵夫婦之間的關系的話。比起戲劇感偏重的冬夜送水、買大衣、溪流沐浴、手腕印花等橋段，二人的交往過程中，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是以下兩個細節：
第一個細節，是每次搬遷后，房屋里被原封不動懸掛起來的“囍”字。每當馬有鐵詢問曹貴英“囍”字是否掛好了，曹貴英都在仔細端詳后說了同一句話：“高一絲絲（一點點）。”考慮到直至影片最后，他們的經濟水平也只能負擔起曹貴英病中吃個水煮蛋，這個“囍”字可能就是整個家里唯一一樣“高于生存”的裝飾品。這張薄而脆弱卻被妥善保管的“囍”字，就代表了他們在被必需的生存填滿的生活里，仍然保留的對更高層次的生活的向往。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戈達爾的《受難記》中說：“每個人都應該熱愛勞動或者努力去愛。”而阿蘭·巴迪歐感慨：“這是人類最終的命運，位于這兩個詞之間。”《隱入塵煙》展示的，恰是這樣一種命運，掙扎在必要性的生存和非必要性的愛之間。恰恰在一些疏于規劃的沉默瞬間，觀眾好像看見了庶民們在說話。而且他們說的每一個字，都完整地落進了黑暗中的耳朵里。
照見當下：也許共情天然是有邊界的
在《隱入塵煙》上映的節點，我們處于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時刻。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
我們躲在信息的同溫層里。共情從未如此容易，因為似乎大多數普通人都有物質上的不知足、不夠用，都經歷過或經歷著不得已的時刻，以至于一些“不公平”的火星就可以輕易點燃民憤、星火燎原。
共情又從未如此艱難，因為在看不見的角落里，有想象力不能窮盡的艱難。這種割裂在今天特別明顯，但并不是這個時代的專有。比《隱入塵煙》更早的是第六代，再早的是第五代。
只是，我們還是難免因為感受到人和人的不相通而感到悲觀。也許，共情天然是有邊界的。這種邊界導致人們只能相信與自己的處境和信念相似的事物。再退一步說，即使是共情了，然后呢？我們還能為他們做點什么？
但票房失敗的《隱入塵煙》在口碑上的成功，又在某種程度上給予了我們些許鼓勵。也許同溫層沒有我們想的那樣狹窄。而影像仍然擁有這樣的力量，尤其在這個躑躅前行的時代，為部分人打開一扇通向未知和真實的窗。很多人把《隱入塵煙》定義為一部“扶貧電影”。大概意思也是，在認知之后，才可能發生其他所有的事情。
電影《隱入塵煙》劇照。
據豆瓣網友@梅川酷子對《隱入塵煙》武漢場映后談的記錄，李睿珺談到了中國電影市場：“一個電影市場，它應該是各種各樣的電影都有才是正常的，一個市場的健康最重要是多元，比如說我們進到超市，超市就是有多種物品，可以讓不同的受眾去選擇。方便面，有一塊的，有五塊的，甚至你有錢可以買十塊的。但是假如說這個超市只賣一種方便面了，這是專賣店，不是超市，那它就不是個市場，那個市場其實就萎縮、死亡了。”
從電影生態的層面來說，《隱入塵煙》的意義之一，也是作為一盒不合時宜的泡面擠進了這間近來有些門庭冷落的小賣部。它不是最受歡迎的，也不是話題度最高的。它存在在那里，像倏而跑進鞋子里的石塊，不斷提醒著你，在同一片土地上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生活著，和你呼吸著同樣的空氣。而你不能把他們輕易地甩掉，不能讓他們就此隱入塵煙。
文/雁城
編輯/王青 羅東
校對/賈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