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眾籌是騙局嗎？「50萬元投資還剩13萬元影視眾籌是餡餅還是陷阱」 今天小豆培訓網學歷教育小編就來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據燈塔專業版數據，截至2月9日晚21時17分，2022年全國院線電影總票房（含預售）正式突破100億元大關，用時40天，刷新中國影史年度票房最快破百億紀錄。
“投資電影幾千萬可獲得數億票房，你還在等什么”，成為吸引投資者的常見宣傳語。
但電影投資真的“一本萬利”嗎
案例
眾籌拍電影兩年未上映
2018年12月，劉先生看中電影行業的高回報率，投資了君利公司的電影眾籌項目。雙方簽訂協議約定，劉先生投資20萬元獲得該影片0.1%的份額，影片上映日以拿到上映發行許可證為準，但不得晚于2020年9月30日。
關于收益及分紅，協議約定影片預計回款日期為上映后3個月，劉先生可以按照0.1%的份額分享電影上映后的票房收益。同時，君利公司承諾，如電影不能如期上映，君利公司可按照投資本金20萬元外加年化收益8%的價格，回購劉先生持有的電影份額。
然而，直至2020年11月，電影仍未能上映，而君利公司并未依約回購，于是劉先生將君利公司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要求君利公司按照合同約定，以20萬元外加年化收益8%的價格回購電影份額。
北京海淀法院經審理認為，劉先生與君利公司簽訂的《院線影片投資協議書》合法有效，根據法院查明的事實，君利公司已違反了合同義務，構成違約。故對劉先生的訴訟請求，法院予以支持。
一審宣判后，君利公司提起上訴。近日，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原判。目前，該案判決已生效。
上述投資糾紛并非個例。《中國消費者報》記者在裁判文書網上看到，僅北京海淀法院2021年便審結了多起關于影視投資的案件，涉及《獵狐者》《倩女幽魂》《老虎革命》《變色龍之絕殺》等多部影視作品，其中絕大部分糾紛起因是投資的影視項目未能如期上映。
調查
影視眾籌糾紛多、騙局更多
2013年，《十萬個冷笑話》制作方通過“點名時間”平臺發起眾籌，影視眾籌由此進入大眾視野。2015年，影片《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不僅實現了高口碑高票房，更讓89位眾籌者獲得了本息總和3000萬元的收入，相較780萬元的眾籌資金，獲利近4倍。
此后，各路影視眾籌平臺不斷涌現，一些眾籌作品也給投資人帶來了不錯的收益。與此同時，一些披著“影視眾籌”外衣的騙局也多了起來。
2019年10月，河南省鄭州市公安局柳林分局打掉一個利用“眾籌拍電影”的影視投資詐騙團伙，犯罪嫌疑人王某、楊某等34名團伙成員勾畫出一個驚天騙局，使受害人近2000萬元的投資打了水漂。
根據警方偵查，該團伙以王某在北京注冊的電影制作公司為基礎，設計出“眾籌拍電影”騙局的詳細流程，利用“美女”拉攏、“內部消息”、“高額回報”等為誘餌實施犯罪。
2020年9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召開新聞通氣會通報了滬上首起通過虛增制作成本、夸大預期收益騙取投資人投資款的影視投資合同詐騙案偵破情況。
經警方調查，2018年9月，犯罪嫌疑人包某在尚無能力支付投資款的情況下，用名下公司先行與某電影出品方簽訂協議，購得某電影18%份額的票房收益權和署名權。隨后，包某公司宣稱有部2.6億元大制作，預期票房保守估計可達20億元，投資100萬元可獲得360萬元收益。包某等人違反不得擅自轉讓所持份額或用于融資的約定，以其與出品方簽訂的協議為掩護，混淆“版權”與“票房收益權”的概念，騙取260余名投資人投資4500余萬元購買所謂“收益份額”。后該影片票房僅6300萬元，包某等人以此按比例兌付投資人投資收益共計100余萬元，造成投資人巨額虧損。其中，報案的何先生投資50萬元購買了該電影0.25%的版權收益，僅兌付到1.3萬元。
北京海淀法院民事審判四庭法官助理耿瑞璞對《中國消費者報》記者表示，從法院審理的幾起案件中投資者簽訂的電影投資協議來看，電影份額持有者僅持有電影的小部分份額，通過將電影份額二次拆分后再“出售”給投資者，這是典型的“殺豬盤”——“高溢價”陷阱。
例如，一部電影經出品方核算后總成本為1000萬元，公司以100萬元的價格取得其中10%的份額后，再將10%的份額拆分為100份，眾籌募集到1000萬元，即產生了900萬元的溢價，投資10萬元僅取得電影0.1%的份額。投資者認為該電影的總成本為1億元，而實際成本只有1000萬元，即使電影如期上映，0.1%的份額也很難取得投資者預期的票房收益。
提醒
勿將回購條款當保底保險
在耿瑞璞看來，電影拍攝受制于資金、演員、審核等多重因素，時常存在延期上映或無法上映的風險。因此，投資者想分得票房收益并非想象中那么簡單。
電影份額持有者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了打消投資人的疑慮，記者看到，海淀法院審結的多起案件中，其電影投資協議中均約定，如電影未能如期上映，影視公司將按照投資本金外加年化8%-10%收益的價格回購投資人持有的電影份額。這一保底條款讓包括劉先生在內的很多人放心把錢投了出去。
對此，耿瑞璞分析指出，合同中的回購條款不同于抵押、質押等物權性擔保及保證，屬于非典型的擔保方式。這類擔保既不具有擔保物權的優先效力，也不同于增加債務人償債能力的保證，其并未增加債務人的責任財產范圍或償債能力，屬于“我為自己代言”的行為。因此，除非公司自身具有較強的償債能力，否則合同中回購條款的擔保作用實際上微乎其微。
“電影投資者切忌僅憑借影視公司的項目宣發PPT、新聞報道、電影海報等內容即簽訂投資協議，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判斷。”
耿瑞璞提醒說，第一，影視公司是否告知投資者其持有的電影份額及電影總投入，電影出品方是否知悉影視公司出售影片份額的行為；
第二，影視公司是否了解電影的總體預算情況并向投資者主動披露；
第三，由于電影拍攝及上映均有保密及版權保護的要求，影視公司在與投資者簽訂協議前是否要求投資者簽署保密協議并提供劇本、樣片等。
來源： 中國消費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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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育培訓機構發展迅速，但由于缺乏監管，質量參差不齊。教育培訓與其他一些行業不同，有一套標準化的質量管理、監控、檢驗和追溯體系。大多數教育消費者普遍對質量和服務缺乏清醒的認識，這使得許多營利性培訓機構鉆了空子，消費者有時也會吃虧。
有的院校在招生簡章上說，學校的課程都是一些名校的名師授課，但實際上在課堂上，卻發現老師根本不是一回事。比如，王女士的孩子明年就要上小學了。為了給孩子的英語打下良好的基礎，她希望找到一所以外籍教師為主體的培訓學校。去年，王女士在家附近看到一家培訓機構，詢問了相關情況。他們聘請外教。學校還承諾這些外教是合格的教師。王女士隨后將孩子送到這家機構接受培訓。幾節課后，王女士發現培訓學校的外教變化很快，有來自韓國和日本的外教來教英語。和其他家長聊天后，我意識到這些所謂的外教其實是附近大學的留學生和來旅游的客人。他們根本沒有教師資格。
你可以在30天內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通過考試，在一周內提高10分，并獲得證書我相信你對這些并不陌生。但一些家長希望兒子，女兒長大時卻愿意冒險。報考容易、退學難是教育培訓的另一個現象。目前，培訓市場成本偏高，學費標準不明確，從培訓學校退學費更加困難。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王先生的兒子在一所教育機構。半年前，因為工作調動，他不得不去外地，全家也不得不搬到外地。然而，孩子的課程還沒有結束，所以他當時非常擔心。后來，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中介公司解釋情況。不料，工作人員告訴他，可以隨時無條件退費。雖然是2000多元，但這種態度值得稱攢。然而，像王先生這樣幸運的人并不多。李女士報名參加了假期為孩子們舉辦的培訓班。后來，她發現與學校安排的活動有沖突。她要求學校退款，但培訓學校說，因為是學生單方面解除合同，所以不可以退款。
一些中介機構打著名校招牌的幌子，利用消費者急于上名校卻不熟悉教育體制的盲區，與消費者玩文字游戲，迷惑大眾。中介機構在名校附近租用高校場地，再打著名校涉外項目招生的旗號，肆意招攬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