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老年高齡總是讓人產生消極的聯想 今天小豆培訓網學歷教育小編就來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衰老的故事是關于我們成為人類意味著什么的故事，是我們所有人的必經之路。這既是一個永恒的故事，也是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的進步而迅速變化的故事。
所有人都會老去。隨著現代人類壽命的延長，老年時期成為了繼童年和成年之后的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人生階段。在現代社會，這一階段可能會占據我們生命中的40年或更長時間。但是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我們明明比以往活得更久，卻更容易把老年隱喻為一種疾病，一種被恐懼、被輕視、被忽視和被否認的狀況。青春與高效才是時代的奏鳴曲，因為我們總是試圖極力避免自己衰老和死亡的跡象。
在《銀發世代：重新定義老年，反思醫療體系，重構老年生活》一書中，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的老年病專家、教育家和醫學教授路易斯·阿倫森介紹了關于衰老的革命性觀點，討論了社會和醫學對老齡化的態度。阿倫森指出，我們需要重新定義“老年”，賦予它更多的意義，更積極的意義。
以下內容選自《銀發世代：重新定義老年，反思醫療體系，重構老年生活》，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電影《飛屋環游記》（2009）劇照。
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的年齡差異確實存在，分別為較年輕的老人和高齡老人，但是他們的主要區別應該在于健康、社會活動及消費者角色。第三階段意味著“順利地衰老”，而第四階段則意味著虛弱和依賴。拉斯利特將工作之后和童年之后的人生階段稱為“人生的皇冠時期”與“自我實現和滿足的時期”。他認為第三階段是最近才被加進人生階段的概念，所以應該用來“建立、塑造、維持和拓展”社會職責和功能。
拉斯利特還定義了第三階段帶來的5個挑戰：認識變化的人口結構，支持大量的非就業人口，培養面對錯誤刻板印象的社會態度和社會道德，發展給予這一新階段目標的相應社會前景、機制和組織，以及應對第四階段的各類問題。盡管拉斯利特沒有透徹地探討一個人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對其第三階段體驗的影響，但他的確認識到第四階段可能會遭受各種偏見，而這些偏見正被普遍強加于60歲以上人群。拉斯利特認為，劃分第三、第四階段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享受這兩段時光。
有人說相比于第四階段，人們給予了第三階段過多的關注，然而老年醫學界的現狀截然不同：無論結果好壞，這個領域從始至今都對第四階段給予更多關注。
第三階段人群是社會上活躍的大眾消費群體。雖然許多人都幾近或完全退休，他們仍然具有能動性——事實上，他們的自主能力是這個群體的兩個關鍵特點之一。這個階段最幸運的老人都在購買抗衰老產品，加入健身房和社交俱樂部，到處旅行，參加志愿活動。他們的行為、態度和生活方式更符合消費主義文化及社會歷史時期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的生活方式。這仿佛是20世紀60年代社會文化的“成人版本”：重視青春、美麗、個人選擇和自我表達，體現出他們努力遠離“老人”標簽的不懈努力。
然而，并不是每個跨越中年的人都能進入第三階段，有很多人雖然具有主觀能動性，但他們的行為并不屬于第三階段的范疇。這個概念之所以看似普遍，是因為它包含了最有可能撰寫、表達、創造藝術和市場的人群，而正是這些人在定義“第三階段”。
拉斯利特認為第四階段是由生物學決定的，是一種永恒的概念。只要在人類歷史中活得足夠久，你就會自動進入這一階段，并經歷不可避免的衰落和恥辱。克里斯·吉拉德和保羅·希格斯認為，第四階段是“普遍的自我管理失敗與通過制度化照護來穩固這種失敗的結合產物”，其結果就是“從最有價值的社會、文化資本中被剝離”。他們斷言，“第四階段的出現是20世紀健康和社會政策的發展結果”，也是在第三階段努力經營有魅力、有用、有社會參與度的老年人設帶來的“苦果”。
拉斯利特的目標是抵制對老年人充滿惡意和貶低的評價，這種評價否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自尊心。這個目標當然是有價值的，但僅限于“幫助所有更年老的老年人獲得社會地位和自尊”。如果它允許相對更年輕、更健康的老年人以“更老、更不健康的老年人”的利益為代價而輕松獲得這個目標，那么所有努力將適得其反。
高齡總是讓人產生消極的聯想
1858年6月16日，亞伯拉罕·林肯在他的演講中說“一幢分裂成兩半的房子是無法站立的”。在這半個世紀，將老年階段分割為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除了確實給第三階段的老人提供一些虛假的幫助，進而惡化他們在第四階段的遭遇，幾乎沒有什么好處。偏見和分裂滋養倒退。當認為某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價值時，我們也是將自己置于險境。道德應該作為觀念的底線：我們是否將所有人一視同仁？是否輕視了部分人？所謂“無法達到絕對公平”，決不是無情貶低任何個體或群體的借口。
高齡總是讓人產生消極的聯想：對身體衰老的抗拒，對喪失軀體功能的恐懼，貧窮的生活和卑微的社會地位，以及與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真實人類群體的脫離感。在這種境遇之下，他們無法以任何方式來定義或維護自己。有的老人也許可以表達自己的喜好，有的老人卻喪失了表達能力，顯然他們無法實現內心想做的大多數事情。在那些頻繁發生的糟糕場景中，他們能做的一切就是尖叫和哭泣，或是躺在床上消磨時間、亂踢或亂咬東西。鑒于上述情形，人們會說他們“惡劣”或是“難以相處”。他們被懲罰、被遺棄、被制度綁架、被忽視、被真的綁起來甚至被注射鎮靜劑。即使事先為這些做好準備，他們也不能確保最終自己的意愿會被尊重。事實上，他們如何被看待、如何被對待，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其他人控制了。唯一的解脫就是死亡。
電影《飛屋環游記》（2009）劇照。
我用“他們”來指代第四階段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比較準確的。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成為“他們”之一，而我們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變成“他們”，可能是幾天、幾周、幾個月或者幾年，除非我們以一種創新的、前所未有的方式來思考和應對第四階段，并讓它常態化、制度化、結構化和普遍化。我們以為可以找到這種方式，如果是從生物學上操控衰老，那么我們也許確實可以做到。但萬一做不到呢？為什么不把這些努力轉變為對這個人生階段的關注、資助和創造性投入呢？即使第四階段真的是吉拉德和希格斯描述的那個黑洞，只能通過它對其他事物的影響來加以描述，至少我們可以讓它的影響變得更積極，并讓這種描述更加準確。
我母親說她寧愿死亡，也不要過身患癡呆癥或者殘疾的高齡生活。如果她的生活出現了這樣的跡象，那么無論身體出現什么問題，她都不會再想治療。她的用詞不是“就算這個病殺了我”，而是不想治療，希望這個病能殺了她。她也擔心活到那一天卻沒生什么病，只是在跟她相似但完全不像她的肉體里茍延殘喘。她也許不太清楚這些狀況之間的差異，但她認為這樣的未來非常恐怖，不僅是對她自己而言，甚至是對我們——她的家人而言。她覺得這些照護費不如花在覺得“物有所值”的人身上。我想著，快樂的失智者是有的；但我更會想到，更多人的處境可以說是“茍延殘喘”于一種沒有任何明顯好處的生活中。大多數人表達著痛苦，更有甚者看上去備受折磨。但有些家庭并不如此認為，且有些宗教主張，無論何種情況下生命都神圣不可侵犯，這就導致決策難產，即使對于這個生命階段的討論至關重要，也是如此。
我父親曾說過，如果自己患上癡呆癥，他就不想活下去了。但真的患上癡呆癥后，他仍然很高興自己還活著。“我的人生很幸福。”說這話時，他感到既驕傲又滿意，坐在醫院的病床上滔滔不絕，成為全場的焦點。此時的他如往常一樣和藹，忘記了所有的不愉快。“不過我不介意更幸福一點”。他同意接受各種醫療程序和手術，但當他真的步入當年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生活狀態——那個他很確定不會感到快樂的狀態時，他已經再也無法表達自己的感受，也無法再討論任何抽象概念，比如“人生的意義”“人可能會在哪一刻失去最重要的東西”。
我母親在說那些話時，很有可能也想到了我父親生命中糟糕的最后幾年，以及在那之前的幾年，想到了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的確，照護患病的父親在很多方面都很困難，但同時非常重要，因為它定義了“家庭”的意義。如果讓我選擇，我會再次毫不猶豫、心甘情愿地照料父親。母親深知這一點，她也知道我愿意為她做同樣的事情。盡管如此，她仍然熱切地希望不會有這么一天。
“常態和病態的典型對立”：老年是一種疾病嗎？
我們對衰老的了解取決于我們向誰尋求信息。研究衰老的方法涉及醫學方法、發展性方法（生物心理學）、制度化方法（社會經濟學）和文化方法（刻板印象和觀念）。社會學家卡羅爾·埃斯蒂斯對美國衰老問題的醫療化現象進行了研究，這個現象源于19世紀，并延續至今。
在19世紀前，衰老被看作自然的過程，而高齡被認為是一種人生成就。隨著醫療化過程的發展，醫學有權定義正常和病態，人類的行為、軀體功能和生理狀態都被重新詮釋。過去觀念里的自然和文化現象都變得易于診斷、管理和治療。流行雜志不再談論長壽話題，而是發表關于衰老及其醫學癥狀的文章。各行各業的人都將老年定義為社會問題，并將關注重點轉移到“病理學”：身體和精神的局限性，貧窮和依賴性。
電影《飛屋環游記》（2009）劇照。
盡管醫療化以某些方式在老年領域創造了機會，通過刻畫藥物的權威性創造治療該“疾病”的工作崗位，并使衰老問題合法化，但它同時限制了個體及社會對此問題做出的反應，這就是問題所在。一味追求更多的醫學治療，而不關注患者需求的情況屢見不鮮。
在那些認為理當如此的人眼中，老年問題的醫療化是正常的，而他們大多都不算老（不管生理年齡如何，他們并不把自己看作老人）。其他人則善意地認為應該避免老年問題醫療化帶來的病理化結果，聲稱老年群體應該遵循不同的處理標準。老年人的皮膚比年輕人更薄，更容易被撕裂、擦傷和破損，這是老年群體中很正常的現象。但問題在于，這些正常現象（比如在黑暗中視力下降，不容易聽到尖銳的聲音），是否就不能算作醫學挑戰或病理現象呢？絕大多數80歲以上的老年男性都有前列腺肥大問題，這是否屬于正常情況呢？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每個人都想耳聰目明，都想排泄通暢，做不到這些就代表不正常，就是病理問題。
在令人驚嘆的美國老年群體文化歷史著作《人生之旅》（The Journey of Life）中，見解深刻的托馬斯·科爾將這稱為“常態和病態的典型對立”。
我現在了解并能引用這一觀點，是因為我終于讀了他寄給我的作品，也可以提出更有意義的問題了。
幾千年來，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注意到了老年人“常態”與“病態”之間模糊的界限。早在公元前約161年，在泰倫斯的劇本《福爾米歐》中就有這樣的對話：
戴米福：“你怎么在那兒（醫院）待了這么久？”
科爾曼：“因為我生病了。”
戴米福：“什么情況？是什么病？”
科爾曼：“什么病？老年本身就是種病。”
如果老年本身算是一種疾病，那么自然需要醫療手段介入。
如果老年和疾病這兩個概念不能被清晰地區分，那么到底是老年的問題，還是背后存在著更深層的問題？比如社會分類體系，以及我們總是以各種形式將自己和他人區別開來的習慣。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正常和不正常的對立模型還適用嗎？
老年，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意味著疾病，但它同時是人生中自然、正常的一部分。可是我們如果要進一步了解老年的“學問”，就必須把目光從狹窄的醫學領域移開，看得更遠、更廣，將人類的思想與經驗全部囊括其中。
支持和慶祝各種情形下的老年生活
薩迪·德拉尼在她100歲的時候，這樣向別人形容她和妹妹貝茜的生活（她妹妹也是一位百歲老人）：“要知道，活到我們這個歲數，你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是否能醒來，但我和貝茜都不擔心死亡。我們的內心無比平和。”她還說：“我們埋葬了許多至愛之人，這就是活到這個年紀的難處。我們認識的大多數人都已經化為塵土。”羅杰·安杰爾表示贊同：“在人生的第十個十年，我發現老年生活的不堪在于它裝滿了腐朽的往事。”
但話又說回來，老年故事總是不止一面，還有第二面、第三面、第四面……就像安吉爾說的：“大多數75歲以上的老年人都會驚喜地發現自己很快樂，我也是其中一個。”這個觀點與醫生兼作家奧利弗·薩克斯在80歲生日時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老年的歡樂（不是自嘲）》相呼應。這個標題體現了文章的精髓，文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我的父親活到了94歲，他常說80~90歲的那10年是他人生中最享受的10年。他覺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視野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變得更開闊，而我也漸漸開始有同樣的感受。一個足夠長壽的人，會有豐富的人生經歷，這個經歷不僅來自自己的人生，而且來自他人的人生。”
這些作家關于老年的言論與我的患者的描述相吻合，無論他們是否接受過教育、財富多少、是移民還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起衰老本身，真正的問題在于，老年人受到侮辱，被隔絕在人際交流、社會建筑、社會活動之外，遭受制度化的威脅，失去自主權和人權。原本只是有些困難的正常生活轉化為絕望與苦難，而我們總是將這兩點歸結于衰老本身。
電影《飛屋環游記》（2009）劇照。
讓我們來看一看日常生活中所謂的“微侵略”是如何貶低老人的：“您竟然還能這樣起身四處逛！”“您哪里老啦！”“您真的沒事吧？”或是“那個老太太好可愛！”“今天我們能為他做什么？”“您好啊，年輕的女士！”“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太禮貌，但是您多少歲了？”再來想一想，還有許多針對老人的非言語性微侵略：輕視、無視、傲慢、居高臨下的態度；未經詢問的“幫助”；大街上的推搡；沒有扶手的樓梯；沒有把手的椅子；不合身的衣服；為年輕人的手指、視力、聽力、喜好量身打造的科技；他人的嘲笑；白眼；提高音量；目不直視；像對待孩子一樣和他們說話。
我們如果不喜歡衰老，當然也就不想變老，不想和意味著“老”的晚年生活有關聯。我們在青壯年時期懼怕衰老，在老年時期痛惜失去的軀體功能、同事和朋友，感慨自己被職場淘汰、被社會輕視和邊緣化，最終我們真正感受到與老年相伴的“孤獨感”。我們并不想無休止地爭論或爭辯，因為這些都是徒勞。但同樣，我們也不想依賴他人，變得無助、絕望，以及被制度化，但我們大多數人最終都會經歷這樣的命運。
不過，如果我們只看到老年生活中糟糕的那部分，那么這無異于只看到父母照顧身體不適、不斷啼哭的嬰兒而夜不能寐，只看到父母擔心處于青春期的孩子越來越叛逆和疏遠而失眠到凌晨。這些情況確實是事實，但只是冰山一角。
稍微瀏覽一些有關人類壽命的卡通片或是名言警句，你很有可能產生兩個錯覺：首先，人生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從嬰兒期過渡到成年期；其次，人生在步入中年前都很有趣，但在那之后就變得令人沮喪、嚴肅沉重、困惑迷茫，一直是下坡路。這些關于中年時期的評價與描述相當精準，但完全不適用于美國人的老年生活。
令大多數人驚訝的是，美國一項大型研究表明，中年是男人和女人幸福指數最低、焦慮指數最高、生活滿意度最低的時期，直到步入60歲情況才開始好轉。這個現象并不是人為努力的結果。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研究了全球各種類型的國家——大國、小國，貧國、富國，農業國家、工業國家，結果表明，富裕國家人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年齡增長均呈U形，而其他國家的情況則各不相同。其中美國和西歐的數據證實，大多數人在60歲左右的幸福指數要比20多歲時高，并在此后繼續攀升。
老年生活幸福指數上升似乎是負面因素減少和積極因素增加的共同結果。近來的一項研究表明，人們的焦慮情緒自青少年時期開始穩步攀升，在35~59歲達到峰值，60歲時開始下降，65歲時繼續下降，隨后達到人生焦慮指數的最低值。與20~59歲的人相比，60~64歲的人更快樂，對生活更滿意，但幸福程度不及65歲及65歲以上的人。即使是超過90歲的老人，也比中年
人更幸福。
正如詩人瑪麗·魯夫勒所說：“不要畏懼衰老，因為你尚未品嘗衰老帶來的絕對自由，那是令人震撼的、神魂顛倒的自由。你不再關心別人的想法。一旦變成‘隱形人’——通常這種情況更早發生在女人身上，你就會迎來令人震撼的自由。生活中所有的權威人士都消失了。你的父母相繼去世，沒錯，這確實令人心碎，但也是一種美妙的解脫。”總而言之，基于不同的衡量標準，70歲上下的老年人在各方面都優于年輕人，他們經歷著更少的壓力、沮喪、擔憂和憤怒，享受著更多的快樂、幸福和滿足。各種類似的研究都表明，人生幸福指數在65~79歲達到峰值，其次是80多歲時，最后是18~21歲。
電影《飛屋環游記》（2009）劇照。
這些研究發現具有如此高的普遍性，并與社會常識如此不同，引人注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被認為擁有最大社會權力和影響力的人，通常也是最不幸福、最不滿足的人。這也許并不是巧合，畢竟這些人也是傳播關于老年的不實信息的罪魁禍首。
人類的老年生活千差萬別。對大多數人來說，并不是衰老本身帶來了痛苦，而恰恰是一系列社會行為造成了威脅和傷害，比如人生目標的缺失、貧困、被排斥以及被孤立。如何創造更好的老年生活？這一問題的答案在于填補硬數據與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之間的鴻溝。在柏拉圖《理想國》的開篇，老年克法洛斯向蘇格拉底描述他的同齡人：
有些朋友唉聲嘆氣，抱怨衰老帶來的不幸。但在我看來，他們并沒有找出核心問題。如果衰老是問題的根源，那么我和其他老人都應該陷入同樣的痛苦。但事實上，我認識的很多老人都對老年生活擁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這對老年人來說是個好消息。人類的四肢、皮膚、心臟、大腦都會隨著年齡增長發生變化，古希臘人也一定經歷著同樣的變化，這是無法扭轉的事實。但我們可以扭轉信念、情緒、行動和政策，可以支持和慶祝各種情形下的老年生活。
原文作者/[美]路易斯·阿倫森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校對/柳寶慶
